我的婆婆Ursula (化名)是個德國人，年輕時跟著家人移民到美國。我剛剛認識她的時候，我們一起看了“真善美”這部電影。當我發現她對電影中納粹相關的場景沒什麼反應時，我感到非常驚訝。我所謂的沒有反應，並不是認為她得要背負德國人的原罪、覺得有義務對這個歷史背景發表任何正確的感言。讓我訝異的是，當她碰觸到這個跟她人生初期攸關的歷史事件時，似乎出現了一種將之懸置的狀態。後來我有機會碰到一位跟我婆婆年紀相仿，也在美國生活很久的德國女士，我跟她提到了我對這件事的觀察，她告訴我這種狀況在他們這一代德國人中相當普遍。她推薦了我一本書 “The Forgotten Generation – The War Children Break their Silence” （中文：“被遺忘的一代–戰火下的孩子打破沈默”），這本書大致提到了在二戰時期出生的德國兒童，縱使他們之中有些當時還非常年輕，不見得都記得發生過什麼事情，他們仍舊經歷了許多戰爭場景，而這些經歷在往後也對他們造成了不少影響。書中也提到，在這一代人的成長過程中，他們如何產生一種機制放置納粹德國跟他們父母/祖父母的關聯性，以及戰後對“德國人”的詮釋如何直接/間接影響了他們整代人抑制的心理狀態。而這些回到個人情境中，又如何在人生後段潰堤。Ursula正是在書中所描述的戰爭時期出生的，於是我企圖開始藉由這些訊息，對照她的懸置狀態。

為何我會被這種懸置狀態所打動？

我在2017年做了一件作品“時間的女兒”，主要是在談論我父親黃英武，一名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犯，跟我做為政治犯的女兒，兩人之間的關係，以及我們面臨外在的時空處境。對我父親來說，從他出獄之後，整體社會開始對政治犯產生了一種既定的敘事，而這對他自己作為政治犯/社會改革參與者的認同大相徑庭。為了對抗外界這種無論他如何解釋、都輕易失效的誤讀，很長的一段時間裡，他決定不再多談他在這個過程中的經歷。我父親出獄之後，結婚生下了我。作為他的小孩，我父親的這段經歷，在家庭生活中轉變為各種日常生活片段，從而影響了我。簡單來說，一個我不在場的歷史事件，對我日後如何感知外在產生了極大的效應。同時，我所面對的外在世界，仍舊延續了對政治犯的固定敘事，而對於他人對我父親 / 我的誤讀，我的失語轉變成另一種形式：發生在我父親身上的事情有多重，我描述它的方法就有多輕。Ursula的懸置跟我的失語，都是一種回應固定敘事的策略；它同時指向了這些在歷史定位上“身份有議之人”的二代，在事情結束後不斷在事件的後座力中試圖自我擺放或逃脫。我在她身上辨認出那個我十分熟悉、卻不足為外人道的處境。

Ursula離開德國後在美國建立家庭，在戰後的西方敘事上，幾乎是一個標準答案般的美好結局。“我媽媽是個好德國人。”這句話是我先生John(化名)在他年幼的時候，跟他的同伴所說的。John當時做為一個不經世事的美國小孩，在空間上 / 心理距離上已經遠離德國，仍舊立即反應說出自己媽媽是個好德國人，這顯示了他也感受到了這種固定敘事的存在。在“我媽媽是個好德國人”中，我想描述的，並非是固定敘事本身內容的真偽/價值判斷的對錯，而是同時面對固定敘事/親身經歷之人，日復一日在這落差中來回的處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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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My Mom is a Good German”的展場仿造一個家庭空間，分成幾個不同的部分，以下以觀眾動線為主，說明不同區塊的構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