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/9/1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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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幾年來，我試圖回應的主題是事物變化的痕跡。我們生活在連續的權力地景堆疊之下。這些地景可以藉由大量制式化的訊息標示；而正因為它被訊息有效的塑造，導致個人失去一種在日常感知上，找出自身與其相對應的連續性。我有興趣的是，這些外力作用及變化如何在當下遺留痕跡，以及活動在其中的人群如何辨認這些痕跡。在這個基礎上，我嘗試在我的作品中，藉由身體對空間的介入，帶出對變換的感知，以及個人在過程中的相對位置。

 

北美館及其周邊乍看之下似乎缺乏可以被指認出空間變易的線索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它做為某種“官方場域”行之有年；而所謂的“官方場域”在空間變易中，因為掌握更多資源，相對也更有辦法將地景覆蓋重寫。在我的定義裡，“官方場域”的空間有一種特性，它反應了更高權力希望被看待的方式，或決定了什麼才是重點，什麼才能出現，“可視”的範圍一開始就是十分清楚的。而權力或重點轉換時，它面對已存在且不合用的空間調性時，傾向直接歸零，重頭開始。而這種一再被覆蓋的變易只能從更大的時空範圍中尋找痕跡。在北美館的例子裡，更大的範圍指的則是圓山一帶。

 

北美館所在地的前身是美軍協防台灣司令部（USTDC）總部，這一塊地方被當成軍事用地使用，在當時並不是太奇怪的事；它更早之前被日本人規劃為台北市公園用地之一（日本人很喜歡在殖民地採用“先進的歐美城市計畫及技術”，公園也是其中之一；旁邊的“台灣第一座公園”圓山公園當初還是為了日本皇太子裕仁跑來巡視殖民地蓋的），國民政府接收政權後也一併接受了日據時代的城市規劃，而為了要使台灣變成反攻基地，便把大部份的公園用地當成軍事用地使用。 北美館旁編的中山北路，日據時代叫做“敕使街道”，是為了剛剛提到的那位裕仁太子去台灣神社參拜才修的，後來蔣總統跟艾森豪還在同一條路上被群眾夾道歡迎（在帶去圓山大飯店的路上），20幾年後則換成搬家到木柵的動物們被夾道歡迎。時間點再拉近一些，為了讓台灣更進入國際視野，前台北市長郝龍斌希望“全台北市民一起動員”的花博公園，也不過離美術館一條馬路的距離。 我的意思是，無論前提是殖民的 / 軍事的 / 資本的 ，甚至更可親的符合市民教化想像的（包括美術館 / 動物園 / 兒童育樂中心），“官方場域”都傾向最大化的做為官方正統版本的呈現基底。

 

以上提到的時空變易，也不過是這一百多年來發生的近代史。圓山遺址“垂直性重疊”的文化層（於同一地點，依挖掘深度可發現不同文化層遺留按照時間先後堆疊，見下圖），呈現出殘骸在更大時空範圍的線性排列。其中的貝塚說明了兩三千年以前，這塊區域其實是史前人類掩埋垃圾的地方。這跟近代它轉變成為“官方場域”展演場的對比是非常有趣的，但在變易的覆蓋性上又以不同形式相互呼應。這些訊息是我這次提案得要先說明的背景，但我想做的並不是歷史考究；而是以這些訊息為框架，呈現這個場域的時空變易性質：覆蓋性以及強制重寫。